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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絲路上的璀璨明珠
            2022-06-20 10:26

            作為我國著名的石窟和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處于甘肅敦煌鳴沙山和三危山的懷抱之中。6.5公里長的鳴沙山巖壁上密密麻麻地鑲嵌著492個洞窟,里邊布滿了2000多座彩塑佛像和以佛教故事為題材的壁畫。被唐朝人贊譽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飛天”圖案,就是敦煌壁畫的標志性象征。

            公元366年,僧人樂僔行至敦煌,見鳴沙山上金光萬道,狀似千佛,于是萌發開窟之心。此后歷代修建不止,遂成佛教圣地,號為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時光飛逝,敦煌莫高窟宛如絲綢之路上的一顆璀璨明珠,熠熠生輝、光彩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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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第98窟回鶻天公主像


            中外文化匯聚的炫美舞臺


            學者季羨林先生曾說:“敦煌文化的燦爛,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源遠流長不斷融會貫通的典范?!弊鳛槎喾N文明長期交流交融的結晶,1000多年來,敦煌莫高窟以中華文明為根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吸納來自古印度、波斯、希臘和中亞等的文明成果,最終成為舉世矚目、特色鮮明的文化景觀,被視為我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的咽喉地帶,既是古代溝通東西方的國際貿易重地,也是南北往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樞紐,享有“華戎所交一都會”之美稱。在敦煌石窟和文獻中,保存了許多體現多元文化交融內容的珍貴資料。比如敦煌藝術的典型代表“飛天”,即起源于印度教吠陀諸神中的天女。佛教造像產生后,隨著佛教的傳播,“飛天”經由南亞、中亞從新疆地區傳入敦煌,并不斷與本土文化藝術相融合,形成別具特色的“飛天”。敦煌“飛天”既不同于印度“飛天”靠雙腳行走,也不同于阿富汗巴米揚“飛天”靠兩肩的翅膀飛行,而是借由飄帶在空中自由馳騁。而這一形象的誕生與敦煌本地深厚的漢晉文化傳統息息相關:道教的飛仙、羽人形體上表現較為婉約,雖為人形,但主要通過寬長的羽衣和飄帶的動態來表現飛翔。古人將這一手法與飛仙形象結合,用于描繪佛教的“飛天”,進而完成了印度“飛天”藝術的中國化。

            敦煌文化的主流為中原文化,但敦煌文獻中也保留了大量各種文化類型的元素。除印度佛教及其藝術的影響外,具有波斯藝術典型特色的連珠紋、對鳥對獸紋在敦煌壁畫中也非常流行,在隋代洞窟中更是隨處可見;壁畫人物頭飾“三面寶冠”上裝飾的月形、日月形飾物題材,來源于薩珊波斯;莫高窟磚雕上的蓮花紋蓮心的外圍所飾連珠紋亦復如是。連珠紋、對鳥對獸紋作為波斯藝術風格之典型代表,后來東傳中亞為粟特人所接受,漸次成為粟特藝術常見的表現形式。隨著粟特人大量入華,又將這種風格攜至中原地區,直到9至10世紀仍在流行。

            諸多不同類型的歷史文化遺存,啟迪著我們去認識敦煌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相當長時期內,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僅體現為中國大乘佛教各個主要宗派的相互促進、發展,傳譯和抄寫佛經、開窟造像和舉行法會等的頻繁及規模的宏大,也表現在古代敦煌人的日常生活、歲時節慶和娛樂活動中。同時,道教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以其特有的多神崇拜的信仰方式根植于古代敦煌。其他外來宗教諸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等,也先后在敦煌文化圈內傳播。這表明,不同文化的和諧共存在敦煌普遍而尋常。

            敦煌石窟幾乎窟窟皆有樂舞形象,壁壁盡是曼妙舞姿。圖像與文獻互為印證,為世人了解中國古代音樂舞蹈的流變提供了生動翔實的資料。其所表現的音樂內容,展示出從早期對印度及西域音樂風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原音樂風格逐步形成的歷程。舞蹈也經歷了類似過程。早期中原舞蹈包含較多印度以及西域、北方游牧民族的元素,隨后在融合基礎上其題材、類型不斷豐富,形成氣勢如虹的舞蹈新風尚,進而迎來了大唐盛世舞蹈藝術的黃金時代。

            敦煌壁畫藝術盡顯兼容并包、自信創新的恢弘氣度。除了豐富的題材,還在繪制上積極汲取當時最先進的技法和理念,于線條、色彩的騰轉挪移中緊扣時代脈搏,深涵經義意蘊,這都令敦煌畫作美不勝收。中國傳統神話畫、佛像畫、佛經故事畫、佛教史跡故事畫、經變畫、供養人畫像、裝飾圖案畫……一幅幅都在生動演繹著敦煌的前世今生。在魏晉隋唐時期中原畫家作品大都失傳的當今,敦煌壁畫成為我們認識中古時代中國繪畫史的重要依據。南北朝時期,傳自西域的畫法逐漸被中原畫家吸收。如北齊畫家曹仲達畫人物衣紋“稠疊如出水之狀”,被稱為“曹衣出水”;南朝張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繪制壁畫。而曹、張的畫法正是傳自印度和西域。這些畫法在敦煌早期壁畫中十分流行,如北涼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畫中,描繪人物通常沿人體輪廓線用重色暈染,中央部位較淡,體現出立體感。該技法與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畫人物完全一致,表明其源自印度畫法。在新疆克孜爾石窟中同樣采用了此技法,又稱“西域式暈染法”。

            敦煌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范圍,在文明交流中形成、在思想交匯中升華、在智慧交融中創新而來,有著完整生命、獨立價值、主體性存在的文化類型和文明樣式。敦煌文化所代表的并不僅僅是一件件具體的文獻和文物,而是一種由歷史凝結成的生存方式。它內在于歷史上敦煌各族民眾的心靈深處,并影響著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基本生存模式。敦煌文化也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物質文化存在,更是一種思想實踐,是在長期生活實踐中培育和塑造出的精神。她不僅在當時影響廣泛、意義重大,在當代亦彌足珍貴、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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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第148窟臥佛 中新社 孫自法/攝


            民族交融的華彩樂章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闭\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敦煌無疑是東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匯流之地。

            早在西漢于河西“列四郡,據兩關”時,出敦煌往西域就有南北二道。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敦煌成為中國歷史上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成為中原與西域以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鎮。至隋唐盛世,絲路交流更加通暢。東西方文明的薈萃和滋養,使敦煌的經濟文化空前繁盛。卷帙浩繁的敦煌遺書和異彩紛呈的敦煌壁畫,就是對此最生動的反映。

            敦煌文化以中原文化為主導,又融入了來自中亞、西亞各國以及西域、青藏、蒙古等地區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現出博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如粟特文化即對古代敦煌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深刻影響,這主要體現在習俗、服飾、飲食、樂舞、婚喪等和畫塑藝術中。早在先秦至秦漢時期,敦煌及其周邊區域就居住過多種民族,主要有羌、塞種、允戎、月氏、烏孫和匈奴等。漢代以后,敦煌成為歷朝經營西域的大本營,又有鮮卑、吐谷渾、吐蕃、粟特等繁衍生息于此。

            敦煌文獻中有大量非漢文文獻,許多是已經消失的“死語言”。它們與漢文文獻的存在以及多種宗教的共生共榮,充分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開放和包容并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近代以來在莫高窟藏經洞、北區石窟、土地廟等處發現了大量寫本與刻本,計有6萬余件,現分藏于倫敦大英圖書館、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圣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以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各國的收藏和研究機構中。這些文獻以漢文為主,也有吐蕃文(古藏文)寫卷萬余件,另有突厥文、龜茲文、焉耆文、回鶻文、于闐文、西夏文、回鶻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此外還有用佉盧文、梵文、粟特文、缽羅婆文(中古波斯文)、摩尼文、敘利亞文、希伯來文等外來文字書寫的文獻。

            祆教在敦煌的傳播及其與敦煌本土文化的合流,也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文化現象。賽祆,即魏晉時期從薩珊波斯傳入中國的祈賽祆神民俗。由敦煌遺書可知,唐代敦煌城東專門建有安置粟特人的聚落——安城及從化鄉,其中大部分居民來自中亞昭武九姓王國。安城中建有祆廟,規模頗大,專門供奉祆神,并且祆祠賽神還被納入到了敦煌當地的傳統祭祀習俗之中。

            在莫高窟壁畫和彩塑中,還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古代東西方服飾史料。除傳統的中原漢服外,還有西北地區各民族以及來自中亞、西亞、印度等的衣裝。這些服飾因不同的國家、地區和民族而各具特色,真實地展現了千百年間各階層的僧俗人眾在敦煌的身影。

            作為國際性都市,敦煌飲食具有濃郁的漢食胡風特色,來自西域以及中亞、西亞等地的食物大量融入當地飲食風俗。僅敦煌遺書中出現的食物品種名稱就達60多種,其中源于“胡食”的有很多,如胡餅、爐餅、饸餅、胡桃、胡棗、安石榴、大食瓜、訶梨勒、胡酒等,不一而足。至于炊具、餐具,也有不少是從“胡地”傳入的,如金叵羅、注瓶、壘子、犀角杯、珊瑚勺等。飲食禮儀中的胡跪、垂腿坐、列坐而食等,亦是深受胡風影響的體現。

            來自西域及中亞的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在唐代敦煌等地風靡一時。這種矯健、明快、活潑、飛旋的舞姿,與當時開放、向上的時代精神非常吻合。樂舞表演離不開樂器伴奏,敦煌壁畫中常見的樂器琵琶、五弦、胡琴、阮、腰鼓、羯鼓、笙、竽、箏、角、箜篌、方響、排簫、拍板、鈸、鐃等,也多源于西域及中亞。

            敦煌文化的多元性,既包含不同民族(如月氏、烏孫、匈奴、吐蕃、回鶻、突厥、蒙古等)的元素,又包含外來文化的元素(如印度、波斯、粟特、希臘、中亞、日本、高麗諸國文化與西亞伊斯蘭文化)。這既是敦煌文化獨具特色的個性所在,也真正體現出了敦煌文化的特質。來自中原的文化與來自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各種文化,在敦煌和諧相處、水乳交融、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最終融合成為堪稱中華文化經典的敦煌文化。這是長期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時又與各種外來文化互相融合而逐步生成的,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壯大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動例證。


            講好敦煌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


            2019年8月,在甘肅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敦煌莫高窟,了解莫高窟保護和研究情況,走進洞窟實地察看歷史悠久的彩塑、壁畫,并同有關專家、學者和文化單位代表座談??倳洀娬{,敦煌文化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滿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時包容、借鑒、吸收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我們要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懷,更加廣泛地開展同各國的文化交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歷史遺存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更要揭示蘊含其中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不斷堅定文化自信。要加強對國粹傳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支持和扶持,加強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我們深入研究好敦煌、講好敦煌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了根本遵循。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無垠的戈壁大漠與星星點點的綠洲交相輝映,連接起東西交往的要道,敦煌就居于其中心點。絲綢之路沿線的大量遺址、遺跡是曾經輝煌燦爛的印跡,更是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見證。

            中古時代,敦煌名人輩出。這些扎根西陲的人們,逐漸形成世家大族。敦煌大族雖多以軍功起家,但都是注重儒學修習、經學傳家的真正的儒家世族。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的緣故,在多元文化環境的影響下,敦煌完美地實現了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升華。

            敦煌是幸運的。1000多年來,敦煌文化從未間斷。將這千年時光連接起來的,是中華文明繁盛的漢、唐時代。漢唐文明的精華匯聚于此,其根脈亦深深地扎入敦煌大地。這既有佛教藝術巧奪天工等外在表征,也有藏經洞的神奇深厚等。文化的繁榮使得敦煌有了底蘊、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沒有千年的歷史傳承,敦煌的輝煌燦爛如何創造?沒有文化自信的時代,不可能造就出如此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文明。

            敦煌并非絲綢之路唯一的明珠,絲綢之路是一串明珠的組合,如武威、張掖、酒泉、瓜州、天水、慶陽、平涼等,皆為明珠。石窟亦是如此,中國不只有一個莫高窟,還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馬蹄寺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等。也曾有諸多燦爛輝煌的文化藝術在歷史長河中湮滅,而敦煌由于機緣巧合,為中國乃至全人類保存下如此精美絕倫的瑰寶,使之成為絲綢之路最璀璨的明珠。

            敦煌石窟藝術最初的風格源自印度、貴霜、希臘。隨著佛教的東傳,石窟藝術漸漸有了西域風格、涼州模式。北魏將大批北涼僧人、工匠遷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造就了云岡石窟。隨著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及后來隋唐王朝定都長安,進入中原的佛教藝術慢慢被中華文化、中原風格所浸染和改造,洛陽和長安也由此成為集大成者。與佛教藝術風格東漸形成對比的,就是中原風格的西向回傳,而諸種風格匯聚的地方便在敦煌。

            作為國際漢學研究的交叉學科,敦煌學具有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等性質。西方諸國的漢學家,無論從事語言文獻研究還是從事藝術研究,多與敦煌學交叉,敦煌學對他們認知東方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全世界,并已成為國際漢學研究中的“顯學”“絕學”。

            誠然,敦煌的文化價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標本意義是鮮明的。講好敦煌故事,通過敦煌文化、敦煌藝術、敦煌精神去傳播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進而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在當今意義尤其重大。

            敦煌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家園,各民族在此長期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共同塑造了豐富多彩、絢爛多姿的文化。這也正是如今以敦煌為代表的絲綢之路沿線廣泛分布各民族歷史文化遺存的原因。莫高窟給我們留下了圖像和物象證據,既是多民族大家庭的“全家?!?,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合影:漢人、吐蕃人、于闐人、回鶻人、西夏人以及西亞人、中亞人、波斯人……各種各樣人物的形象,至今仍和諧安靜地佇立于壁畫塑像之中。歲月變遷,時光流轉,虔誠的吐蕃王子、忙碌的粟特商人、美艷的回鶻公主乃至卑微的侍女、耕作的農夫、嬉鬧的兒童,轉瞬千年,風采依舊。

            千百年來,敦煌以及絲綢之路上演著一幕幕大戲。當今的交通條件,可以讓我們日行千里萬里。而我們的那些先民們,卻沒有這般快捷,只能用腳步丈量大地。任何艱難險阻,都擋不住他們的腳步。憑借著汗水與智慧,奔波于漫漫絲綢之路,穿梭于大城小邑鄉村集市,他們的遷徙、流動帶來了絲綢之路的繁榮,更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直至當今,這場大戲還在有聲有色、濃墨重彩地上演。

            讀懂敦煌,讀懂絲綢之路,就能懂得在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偉大祖國的土地上,各民族先民于漫長歲月中如何共同構建文化燦爛、凝聚力強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文明誕生伊始就不是一個封閉體系,絲綢之路更是極大地推動了各種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這種交往交流交融,對于塑造中華文明的基本面貌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敦煌文化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多元融合的東方典范。傳承和弘揚敦煌文化的精神傳統,不僅要研究歷史問題,更要面對現實需求,讓敦煌文化的精神傳統融入現實世界。敦煌文化崇德唯美、包容開放、向善守正、通而不統、和諧共生的特質,以及堅守、奉獻、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為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堅實支撐。佛教、道教及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等在敦煌和諧共存,其所體現的包容性、開放性為當代東西方不同文明交流與對話提供了歷史借鑒。敦煌文化記錄了中華民族輝煌的過去,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集中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為我們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和強大的精神支撐。如今,敦煌文化已逐漸成為推進民心相通、服務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載體,其所蘊含的交流、理解、合作、包容、共贏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必需的文化共識,得到了世界范圍的廣泛回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辈粩辔{優秀文明成果,不斷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是敦煌文化精神的價值所在。我們不僅要把敦煌的輝煌歷史和燦爛文化研究好、闡釋好,更要從歷史走向現實,立足時代需求,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對綿延千年的敦煌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其煥發恒久魅力,充分發揮時代價值,不斷增強生命力和影響力。

            黃沙漫漫,亙古荒漠。歷經千年的風雨洗禮,古絲綢之路的駝鈴聲悄然湮沒于歷史塵埃中,但仍有人在勇毅堅守,與時間抗爭,只為留存敦煌最美的容顏。鳴沙山上一尊尊莊嚴的塑像、一座座精美的洞窟、一鋪鋪生動的壁畫,無不展現著先民殷殷的虔誠之心。初心給了我們成長的內在力量,就如同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老一輩敦煌人所秉持的熱愛之心、堅持之心、奉獻之心。正是這份使命,積淀成了彌足珍貴的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成為七十載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動力?!澳呔瘛?,是一種自信,更是一種對歷史文化的摯愛與信仰。敦煌研究院老一輩奮斗者肩負著從人文層面堅守文化傳承及文物保護的重任,“數字絲路”則通過科技賦能文化,讓傳統文化以更鮮活的姿態融入當下生活,讓這種美能夠跨越無數代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不朽瑰寶。

            如今,我們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歷史遺存中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保護和創新交融,就要充分理解敦煌文化的生命體驗、表現手法及其與各種文明的碰撞與交融,更加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2021年第6期

            文:敦煌研究院館員 彭曉靜

            責編:龍慧蕊

            流程·制作:黃夢瑤(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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