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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薩爾》:堪稱“世界之冠”的偉大史詩
    文/諾布旺丹 2022-08-05 11:27


    作為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寶庫中極其珍貴的史詩文本,《格薩爾》經歷了從上千年來流傳在青藏高原的民間口頭敘事傳統,到國家話語體系下的民族民間文化,再到國際視野中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歷程,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歷史上,英雄格薩爾的故事一直流傳于藏族以及蒙古、納西、裕固、土等民族中,他們將故事本土化,形成了各民族十分崇尚的英雄史詩。由此,《格薩爾》發軔于青藏高原,而后向各民族各地區甚至跨境、跨文化語境向周邊傳播,成為見證長期以來藏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寶,也成為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共享的重要文化遺產。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政府就將《格薩爾》搜集、整理等納入國家文化保護工作序列,可以說賦予了其“第二次生命”。在此基礎上,本世紀初以來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大力倡導和實踐,使《格薩爾》得到進一步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并立足本土開啟了與世界新的接軌和對話。

    《格薩爾王全傳》


    宏大的敘事傳統

    作為民間文學巨著,《格薩爾》首先是由藏族人民集體創作、至今仍在活態傳承的宏大敘事史詩,代表著古代藏族民間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以韻散兼行的方式講述了英雄格薩爾王為救護生靈而投身下凡,率領“嶺國”部落降妖伏魔、抑強扶弱,推動眾人和睦相處、建設美好家園的故事。它全面反映了藏族等民族的歷史、社會、宗教、風俗、道德和文化的古老風貌,是本土知識、族群記憶、民間智慧、母語表達的重要載體。

    與其他民族史詩和民間文學作品一樣,《格薩爾》基本的傳播方式有兩種:一是靠手抄本與木刻本保存和傳播;二是靠民眾尤其是優秀傳承人口耳相傳。格薩爾傳承人即說唱藝人藏語稱作“仲肯”“仲哇”,意為講故事的人。正是憑借一代代“仲肯”“仲哇”杰出的口頭藝術才華和薪火相傳,《格薩爾》得以在廣袤高原農牧區傳承千年,在民眾中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甚至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民間藝人在演唱時,經常用三句話來概括《格薩爾》的主要內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間世上各種紛爭,下面地獄完成業果”。由此可見,整部史詩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3個部分組成。對其規模,學界則普遍以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170多部文本來描述,當之無愧是世界上篇幅最長、規模最大、活態傳承的史詩之一,堪稱“世界史詩之冠”。就篇制而言,實際上這些只是概數,因為《格薩爾》屬活態史詩,其篇幅、內涵均隨演唱藝人的即興創造而不斷突破。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格薩爾》,是一個文本內容浩瀚、話語結構復雜、文類形態多樣、傳承方式眾多,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圈流傳的宏大敘事傳統。

    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偉大史詩,同時也見證著我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創造力。它不僅是唐卡、藏戲、彈唱等傳統民間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也是文學、影視、舞蹈、音樂、美術等現代藝術的源頭活水,對各種文學藝術形式的繁榮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格薩爾》流傳的過程中,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等都對其產生了深刻影響,與此同時它也不斷吸收各民族的文化,豐富了自身的內容和內涵。

    回溯《格薩爾》形成之初,它與眾多民間故事一樣,似乎是一個脫胎于歷史(以歷史為題材)、以“傳奇”形式流傳在民間的故事。那么,這個傳奇性的、只鱗片爪的民間故事是如何發展為一部宏大的敘事作品,進而成為一個蔚為壯觀的敘事傳統的呢? 

    《格薩爾》史詩文本由三類不同的文類部件組成,即歷史性文類、神話性文類和藝術性文類。其中,歷史性文類是史詩諸文類的基礎,但它在后來的口傳語境下,不斷經歷“去歷史化”的過程,并逐步融入神話化和藝術化的意象,最終構筑起“史詩大廈”。世界其他史詩多數都起源于真實歷史,或以歷史為底色。對照不同時代的《格薩爾》文本就會發現,早期文本盡管富有傳奇色彩,但比較接近客觀現實;稍后的文本具有較為強烈的神話色彩;而晚近產生的文本則帶有濃郁的佛教色彩,總體上大致經歷了從歷史經驗(原初歷史敘事)到歷史神話化再到神話藝術化的3個階段。在我國,神話歷史化的情形屢見不鮮。就藏族而言,公元7世紀吐蕃松贊干布時期之前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口傳神話性歷史。這也表明:歷史只有神話化,才有可能為史詩的誕生播撒火種。

    據文獻記載,格薩爾是一個歷史人物,11世紀上半葉出生于青藏高原一個叫“嶺國”的部落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俄支一帶,他生前的真實生活情景在成書于14世紀的《朗氏家族史》中有著較為詳實的描述。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唐代地圖中明顯標記了“嶺”地位置,說明該部落在當時就已經很有名了。由此,格薩爾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奠定了《格薩爾》文本產生的基礎。隨后,從原初歷史敘事到神話性敘事演進,格薩爾由人轉變為神,也使歷史文本逐步演變為史詩文本。

    在此過程中,藏族歷史上諸多重要事件與《格薩爾》形成了互文關系,成為模塑史詩文本的重要素材。從宏觀上看,整個史詩的時空觀指涉了藏族從分散的部落社會走向統一的吐蕃社會的歷史事件、社會事象、民俗傳統、軍事成就等。隨著互文化的遞進,《格薩爾》借鑒了藏族歷史上諸多指涉社會文化事象的概念和術語。比如,把“宗”(古時西藏縣級行政機構)作為基本的敘事單元,往往用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或六十四小宗等來描述和劃分史詩故事的單元。此外,它也融入了當時諸多歷史事件,包括佛苯之爭、吐蕃時期和后弘期時代藏族地方勢力間的相互征戰等。而這種互文性運用了神話化、藝術化的手法,盡管在篇制規模上神話化文本尚未達到鴻篇巨制的程度,但故事范型和基本架構已經形成,先后出現《誕生》《賽馬稱王》及《霍嶺大戰》《姜嶺大戰》《門嶺》《魔嶺》等篇章。對此,學者楊義提出:“在漫長時代中,由于獲得多種文化因素的哺育以及藝人的心魂系之的天才創造,(《格薩爾》)由原來有限的幾部,滋芽引蔓,生機蓬勃,拓章為部,部外生部,僅降伏妖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小宗,盡情地吸收了民族的豐富智慧,終在篇幅上長達百部以上?!?/span>

    《格薩爾》在孕育、誕生的早期借鑒和吸收了佛教文化,得以化蛹為蝶,有了從神話故事到宏大敘事的華麗轉身。盡管后期的《格薩爾》文本中佛教思想逐漸強化,但其藝術化的本質從未改變。佛教作為一種藝術化的手段,造就了《格薩爾》從感性到理性、從經驗層面到觀念層面更替演進的過程,為史詩從神話化向藝術化的跨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史詩從隱喻到象征層面的過渡提供了哲學基礎。無論歷史神話化階段還是神話藝術化階段,《格薩爾》文本的演進均以藝術想象作為出發點,以詩性思維作為史詩演述的邏輯本源,推動形成了《格薩爾》為我國各民族所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和理念,比如家國情懷、濟世之道以及平等、自由、正義等。

    正因為其崇高性特點和宏大性思想,《格薩爾》史詩得以跨地域、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傳播和發展。11、12世紀在以三江源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格薩爾》不斷向外輻射,在區域和地緣層面形成了流傳的“核心區域”和“輻射區域”,以及橫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爾高原的巨大的史詩流傳帶,成為喜馬拉雅山地區多民族文化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朝圣者和茶馬古道商旅的腳步,伴隨著說唱藝人的忘情吟誦,尤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斷擴大、深化,《格薩爾》逐漸從我國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省區的結合部,流傳到了更多更遠的地方。

    如今,在西藏、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等七省區的藏、蒙古、土、裕固、東鄉、撒拉、納西、羌、門巴、珞巴、普米、白、獨龍、傈僳等民族中,《格薩爾》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此外,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也有傳播。也就是說,它在“一帶一路”沿線形成了國際流傳帶,成為世界文化交流史和史詩版圖上一道亮麗風景線,成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文化創造力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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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國家學術使命的史詩研究

    對一種文化事象的價值和作用的評判,離不開學術的爬梳、研究。盡管 17 世紀以來,一些學者特別是近代史學家更敦群培等曾對《格薩爾》進行過傳統經院式的學術闡釋,但直到上世紀初葉它都沒有進入現代意義的學術視線。隨著現代民俗學的興起,上世紀30年代我國老一輩民族學學者任乃強、韓儒林等開始對《格薩爾》進行最初的發掘、評述和翻譯。新中國成立以后,《格薩爾》史詩迎來了新生。自50年代開始,我國政府實施大規模搶救和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工程,搜集整理《格薩爾》隨之成為中國社科院、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作協和相關省區等共同承擔的重要工作。由此,《格薩爾》終于作為我國民間文學的組成部分納入搶救、保護和學術研究的重要范圍??梢哉f ,《格薩爾》記載了中華民族古代的許多寶貴資料,搜集、整理、研究和傳播《格薩爾》對于促進民族團結和文化傳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格薩爾》史詩搶救、保護、傳承工作進入新階段,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發掘力度進一步加大,基本形成了《格薩爾》文化的模式和格局。1984年,由原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社科院和中國文聯共同組成《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協調、組織和推動全國的《格薩爾》工作,后來又在《格薩爾》主要流傳的7個省區相繼成立了研究機構。當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格薩爾》工作會議成為重要的時間節點,此后其搜集、整理工作被相繼列為“六五”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和國家“七五”規劃。這些都為《格薩爾》的保護、傳承奠定了堅實基礎,7個省區在此方面也都取得了不菲成績。

    西藏自治區是傳承發展《格薩爾》的重點區域,自西藏和平解放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先后20余次組織開展關于民間藝人普查、版本搜集等搶救性保護工作。西藏大學和西藏文聯先后成立《格薩爾》研究機構,自治區在西藏社會科學院設立《格薩爾》搶救、整理辦公室(1997年更名為“西藏自治區《格薩爾》研究中心”)。30多年來,這個研究中心先后錄制說唱磁帶5000多盤,整理、出版說唱藝人故事與手抄本100卷,翻譯出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本43卷。與此同時,西藏大學研究機構也搶救出版17部《格薩爾》部本。

    青海是《格薩爾》的主要流傳地之一,也是我國率先開展《格薩爾》普查和搶救、整理和翻譯工作的地區,對全國的相關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別是果洛藏族自治州收集、整理《格薩爾》說唱本近百部,還實施了格薩爾文化長廊建設工程,舉辦格薩爾文化旅游節,修建格薩爾文化紀念場館,推出大型格薩爾劇演出等,極大地促進了格薩爾文化的弘揚。

    這一時期,從全國范圍來看,學術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對《格薩爾》歷史脈絡、文類性質、基本要素和精神內涵、敘事特點等方面的探究,梳理了其篇幅規模、分布范圍,發現了一批優秀藝人并吸收到相關部門專門從事說唱,翻譯了一批重要的史詩文本,開始定期召開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至今已舉辦7屆),并不定期舉辦全國性的表彰大會(至今已舉辦3屆),形成從大學本科到碩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的后續人才培養體系。由此,中國特色的《格薩爾》學科建設取得顯著成績,也積累了豐富經驗。

    18、19世紀之交,《格薩爾》第一次被俄國人介紹給西方。但較長時期西方對《格薩爾》的認知只是零碎而局部的,還沒有作為一種文類被納入田野研究的范疇,其所包涵的藝術審美和精神價值也尚未得到學界的普遍了解。

    進入21世紀,國際學術界更加關注《格薩爾》,對其給予高度評價,將它稱作“東方的荷馬史詩”。這也是《格薩爾》在文化學術領域為祖國贏得的巨大榮譽。2001年10月,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一致通過決議,將包括我國《格薩爾》誕生1000周年在內的全世界47個項目列為2002-2003年度周年紀念名單。這是我國列入該名單的唯一項目。

    2006年、2009年,隨著相繼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格薩爾》越來越得到全世界的關注。由中國社科院文史哲學部主辦、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承辦的每年一屆的“國際史詩講習班”,則進一步促進了《格薩爾》等中國史詩學與國際學界的對話和交流。


    走進新時代的《格薩爾》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格薩爾》等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這項事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文藝工作座談會等重要場合多次提及《格薩爾》為代表的我國三大史詩,將其與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文藝作品并舉,與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坎兒井等偉大工程等量齊觀,高度評價它們是“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是“中國人民偉大創造精神”的生動體現,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

    2019年7月15日,內蒙古赤峰博物館,習近平總書記觀看了古典民族史詩《格薩(斯)爾》說唱展示,并同《格薩(斯)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親切交談。習近平指出,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多民族不斷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華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歷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發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視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和傳承,支持和扶持《格薩(斯)爾》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培養好傳承人,一代一代接下來、傳下去。要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民族觀、文化觀,不斷鞏固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和講話精神,為我們進一步做好《格薩爾》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目前,全國的《格薩爾》文化生態得到全面恢復,已建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1個,在7個省區形成了由15個民間組織和社區、20個研究機構及各級政府相關部門構建起來的協調聯動的保護網絡,培養了近200位說唱傳承人,為代際傳承注入了可持續發展的活力。此外,還搜集到約6000個小時的《格薩爾》演唱資料,出版《格薩爾王全傳》300卷(榮膺2021年“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格薩爾精選本》《桑珠本》《格薩爾文庫》《格斯爾全書》等共約近2億字的資料和論著,《格薩爾》百部漢譯本翻譯工作已經啟動,中國文聯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卷》正陸續出版……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指導,具有中國特色的“格薩爾學”學科體系初步形成,并在不斷發展之中。

    近年來,西藏區域格薩爾文化實施搶救與內容整理項目調研組深入昌都、那曲、阿里等地,利用現代新型數字化技術推動《格薩爾》的保護,已建立由《格薩爾王傳》精品說唱、音樂唱腔、贊歌、舞蹈和傳承人口述史、風物傳說紀錄片等6部分組成的史詩數字資源庫。今年初,西藏自治區重大文化工程《格薩爾》藏譯漢項目正式結項,歷時8年出版了西藏最全格薩爾藝人說唱本——說唱家桑珠的史詩故事說唱系列叢書漢文版33冊,成為西藏《格薩爾》保護傳承的重要階段性成果。

    2017年,《格薩(斯)爾》憑借自身的人文資源優勢和學術影響力,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優勢學科“登峰戰略”計劃,我國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也陸續開設格薩爾學科專業??梢哉f,從政府、學界到民間形成了多重、多結構和多樣化的格薩爾文化保護、傳承局面,《格薩爾》在理論建設、人才儲備和成果呈現等諸多方面有了新的提升。

    首先,對《格薩爾》史詩傳統的認知逐步從“作品”跨越到“文本”,研究方式從“敘事”轉向“話語”,研究對象從“史詩本體”轉向“史詩語境”,研究視角從“書面傳統”轉向“口頭傳統”等。

    其次,堅持本真性和整體性的保護原則,在傳承發展中保持其自身基因,保護《格薩爾》作為牧業文明代表作的核心特征以及作為上千年口頭傳統集大成者的本色;保護作為文化遺產所擁有的全部內容和形式,即《格薩爾》的藝人、文本和語境等三個要素。

    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傳承至今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都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與時俱進的歷史演化,不斷被注入新時代的新元素、新內容、新形式。而只有在不斷流變、創造、調適中,包括《格薩爾》在內的非遺才能夠代代相傳、延綿不絕。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組織傳統節慶活動、技藝競賽,認定命名和表彰傳承人、舉辦傳承人培訓班、非遺進校園等,培育良好的非遺保護氛圍。如今,《格薩爾》藝人越來越注重演述文本的書面化傳播以及傳承方式的多媒體化、舞臺化和職業化等。這是《格薩爾》文化在新時代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生動例證,也是非遺保護與時俱進的重要成果。近期,由《格薩爾》史詩改編的動畫電影《格薩爾王之磨煉》也即將上映。


    總之,《格薩爾》史詩震撼人心的偉大之處,在于它體現了中華各民族所認同的共有價值追求和人文精神;在于它張揚了團結人民、凝聚民心、為美好生活而奮斗的力量;在于它跨民族、跨地區、跨文化傳播的恢弘格局,口頭與書面相結合的活態傳承體系,以及磅礴大氣的敘事主題、內容結構與演述風格。在群星燦爛的中華文化長河中,《格薩爾》誕生、流傳和弘揚的歷程充分表明,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貫穿歷史發展始終。只要我們共同接續努力,《格薩爾》這部深受我國各族人民喜愛、震撼人心、世界矚目的偉大史詩,一定會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長久滋養人們的心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藏族文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諾布旺丹

    責編:龍慧蕊 江凌

    流程 制作:王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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